刚刚过去的2024年被称为全球大选年，中企在海外面临多重风险。在即将来到的2025年，您认为中企在世界各国将面临怎样的风险，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应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刘宏：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球大选之年背景下，各国政治格局的变动、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都给中企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展望2025年，中企在全球面临的风险将更加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能够提前预判、积极应对，依然可以抓住机遇，实现稳健发展。
地缘政治风险：随着有关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可能发生深刻调整，可能会对中企海外投资和运营带来影响。中企需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政治动向，评估潜在的政治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缓解措施。
合规风险和文化差异：合规风险和文化差异也是中企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中企需要遵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加强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管理，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了解并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解，也是中企在海外成功的关键。
经济和汇率风险：全球经济波动和汇率变化可能对中企的海外业务造成影响。企业应加强经济形势分析，采取适当的金融工具对冲汇率风险。
供应链和物流风险：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中企需要加强供应链管理，提高供应链的灵活性和抗风险能力，以应对可能的供应链中断。
技术和知识产权风险：随着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推进，中企在海外可能面临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挑战。企业应加强研发投入，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同时合法合规地使用他人的技术。
总体来看，中企需要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合规建设、强化本土化经营；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强化国际合作，为中企海外经营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江泰保险风险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郑葆：2025年，全球企业都将面临由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冲突、不断动态变化的经济政策，以及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所造成的快速变化且支离破碎的世界格局，跨境投资和经营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政治方面，2024年大选年不平静落幕，美、英执政党落败，特朗普回归；印度、南非被迫联合组阁，政治一贯性下降；日、法、德、韩均经历或即将经历重大政治变动；随着特朗普2.0对外输出压力，是否引发各国的政策随动，制造更多政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走出去企业所要面临的最大风险。
经济方面，在发达国家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单边制裁、保护性产业政策和关税威胁下，国家干预经济渐渐成为全球趋势，由此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且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资源保护主义问题，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更加严重，通胀恐在波动中持续，加剧企业的金融货币风险、供应链风险、合规运营风险和成本风险。
安全方面，地缘冲突升级为战争的阈值变得更加模糊，极端、宗教和独狼式恐怖活动增多且呈现跨国扩散趋势，在中东欧、中东、南亚、非洲部分国家和中南美洲投资经营的企业可能面临更为紧张的地缘安全威胁。
科技方面，企业不仅面临着技术选择复杂化和阵营化问题，还必须应对负面舆情掺杂深度伪造技术通过网络化手段形成“病毒式传播”泛滥的问题，企业辨识、应对虚假信息和不实信息的运营成本压力剧增，数据安全成重要难题。
环境方面，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规模、持续时间和强度，对企业应对气候灾变风险能力和防灾减损韧性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而进一步加重成本控制压力。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被激励或主动出海，竞争风险、决策挑战和跨文化风险会变得越来越需要关注。
应对策略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评估风险。先自审，后评估，再出海。务必全面审视地缘政治和经济图景，识别和评估外部和内部风险，完成尽职调查，制定进入策略和路线图，杜绝盲目和仓促。
二是管控风险。从开发源头就强化风险管控，在观念和机制上强化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制定预案和应对策略。
三是抵御风险。强化对自身脆弱性的研判和改进，适度预先进行压力测试，切实提高风险应对韧性。
四是转移风险。重视保险在风险转移中的作用，增加供应链的厚度和渠道，依托平台构建产业联盟，丰富属地融入内容与形式，根植本地。
来源：中国贸易报记者 张凡 实习记者 万泽玮
